商场上的人应该是非常务实的。
要么图名，要么图利，要么希望名利兼收，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儿。
正所谓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
像宁卫民这样不图名，不图利，信奉“好汉护三村”，只想脚踏实地为家乡父老做点实事的人，无疑是当下极其少见的异类。
他的风骨多少已经有点接近那位开办胡庆余堂的商界前辈了。
哪怕张士慧这样只为邀名露脸的主儿，也算得上是商人里的良善之辈了。
不过说实话，像他们这样的行为，在过去是很普遍的。
因为这其实恰恰就是华夏商人和西方商人最不同的地方。
华夏人心里有家国情怀，追求的是能够和睦相处的生存环境，哪怕商人也是如此。
只是华夏经历过翻天覆地的巨变，商业传统出现了历史性的断层，如今这才显得希罕了。
诚然，也正因为如今华夏内地商业环境需要重塑，什么千奇百怪的现象都有。
有人不图利，不图名，甚至也不愿意做事，费尽心机就想弄一个与外方“合资”的名义。
这也是前所未有，闻所未闻的事儿，即便是三十年后的人们也是绝难想象的。
宁卫民就遇到了这样连他都要瞠目结舌的怪事。
…………
在把“慧民读书社”的事儿规划好了大致计划，甩给了张士慧去执行之后，宁卫民就抽身去忙别的事儿了。
毕竟花钱容易赚钱难，他有心做公益不假，但这份善举也是需要经济实力才撑得住的。
不去开源哪儿行啊？
还是得继续奋斗啊。
何况无论公事还是私事，好多事都需要他操心呢，自然不可能守着这一个书店浪费时日。
于是按照轻重缓急，宁卫民接下来就联系了轻工局的李处长。
打算先推进拉杆旅行箱的合作项目，把这件事敲定再说。
宁卫民和李处长是今年春节过后在飞往东京的飞机上遇见的，很有点风云际会的意思。
彼此间既可以算得上有缘，也可以说算得上投缘。
当时这位代表轻工局出国考察李处长，在下飞机取行李的时候，一眼看见宁卫民一行人使用的拉杆旅行箱，直接就被震惊了。
在他眼里，这样的旅行箱是是如此的漂亮，是如此的便捷，误以为是最先进的外国产品。
之后一打听不要紧，居然获知是宁卫民发明的新产品。
这对他来说简直不可置信，当场就表示出强烈合作的意向，显示出了极高的热情。
别说，临回国时，李处长还真的去了宁卫民的大刀商社拜访过。
虽然彼此接触时间很短，但眼见为实是最能增进信任感的。
当大致了解了一下大刀商社的经营状况后，以及拉杆旅行箱在东京供不应求的情况后。
李处长就毫不犹豫地把这个合作项目定为他回局里交差的最优之选。
而等到李处长回国后，他也显然一直在尽力促成此事。
实际上，在银座的坛宫开业后不久，宁卫民就在东京收到了李处长发来的传真。
李处长告诉他说，局里已经基本批准这个项目了，希望他找个时间尽快回内地，与之商洽具体合作条款。
所以这次宁卫民归国，对于双方合作达成，无疑是抱有极大期许的。
为了与李处长的再度会面，他可以说做好了充足的准备。
不但带来了从东京购买的礼物，详细的产品资料，样品和图纸，还准备好了支票。
只要考察完毕，选好工厂，谈妥条件，他马上就可以给付款项，让工厂开工。
尤其头几天见霍司长的时候，他还从霍司长的口中了解到一个惊人的消息。
在东北的SY市，亏损已达十年的一家国营企业！
负债额超过全部财产三分之二的防爆器械厂！
刚刚宣布倒闭了！
这在十年后不是个问题，但在这个年代，却属于打破先例之举，非常让人震惊。
这说明什么？
只能说明连铁饭碗都不保险了，盛大锅饭的这口锅，也可能有朝一日被打翻。
同时还能说明，国内目前恐怕已经不是纯粹的卖方市场，短缺经济了。
如今可不是所有的东西，不管好坏，只要生产出来都有人买了。
不是只要不凭票，东西就能被顾客抢光，价格还一个劲地涨。
毫无疑问，作为生产企业，京城这边的许多工厂肯定会因为这个消息，感到物伤其类，兔死狐悲。
一定会对自己的未来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。
因此宁卫民认为京城这边的厂家不管日子好过还是难过，都会希望自己的厂子能更保险一点，谁也不会拒绝他的订单。
而反过来，他也不是那些惦记着往死了占便宜的外国资本家。
只要能够保证质量，不出问题，他其实很愿意开出足够优厚价码。
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，让京城的厂家赚走了，这叫肉烂在锅里。
反而他要是在差价上赚得多了，把利润都拿走，那边还得多给日本政府缴税呢。
那干嘛不把利润尽量多的留在国内，干嘛不对家里人实在点？
即使同样在缴税，那也是支持自己的家乡建设，是爱国之举，对不对？
总之，宁卫民从不认为两边存在什么根本性的原则问题，会有什么谈不拢的实质障碍。
在他心里，这件事应该是稳拿把攥了，其余的就是快刀斩乱麻的确定工厂，签合同了。
可结果没想到，实际情况却和他想象中完全不一样，这件事居然“难产”了。
现实又给他上了一课。
问题不是出在李处长身上。
应该说，李处长办事还是挺实在，也挺靠谱的，前后带宁卫民去实地看了三家厂家。
有两家是轻工局麾下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箱包厂家，还有一家是轻工局下属最大的皮革制品厂家。
三家工厂规模，最小的也在千人以上，生产设备和职工素质，也是全市最好的。
不过这三家厂子虽然一开始都挺热情，也很感兴趣，甚至还摆酒迎接，热情款待。
但由于宁卫民为了给日本政府少缴税，不能直接和国内工厂产生联系。
需要以国内的易拉得公司为中转，好把出口价定的高高的，用这种方式把绝大部分利润留在国内。
所以宁卫民并不是以日本大刀商社名义跟代工厂商签合同的，能以这易拉得的名义来下订单。
而且所有的原材料都用的是本地采购，不涉及进口。
最终的成品质量要求也极为严格，还不允许厂家超量生产在国内销售。
这些厂家就非常奇妙的转变了态度，变得不是那么热衷了，甚至很有些冷淡。
“李处长，这个项目我们的能力可能接不了啊。您知道的，我们下半年生产任务重。宁先生的要求这么高，订货量又大。我们勉强承接，怕是达不到质量要求。我们可是怕被扣钱啊。要不，您二位去问问别人……”
有的厂子拒绝的还委婉点，开始自曝其短。
而有的厂子却忍不住公然对易拉得的成色表示嫌弃。
“哎呀，原来你们不是外资企业啊，只是个合资公司。李处长，您这可没把事儿说情况。您当初跟我们传达指示的时候，说是来自日本的海外订单，我们就当成外资企业了。要不这样好了，局里等两天，我们厂领导班子再开会合计合计，看看生产计划能调配开不行……”
有的厂子甚至不惜当面发起了牢骚，还大言不惭要条件。
“我说李处，咱局里可不够意思啊。我可听说局里可是把西德的订单都给了老马他们厂了！光每年原材料的进口配额有三百多万。怎么？我们厂就这么不受待见，就拿这种订单对付我们。也太厚此薄彼了吧？要我们接订单也行，但我们有条件。您得同时再给我们介绍个真正的外商来……”
总之，虽然这件事有着良好的开端，中间也算顺利，但最终没能有个完美的结果。
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，等于三家厂子都回绝了宁卫民的订单。
这不但让李处长感到十分尴尬，觉得自己有点办事不周，累得宁卫民白跑了好几趟。
同样也让宁卫民感到十分光火。
他是怎么都琢磨不明白这三家企业是怎么想的？
明明都是钱啊，而且他也可以给外汇啊！
怎么这些厂子到了最后，就没人愿意拿正眼瞅他了呢？
反倒弄得他好像低人一等，是他拿着支票来求人的呢？
他可是甲方啊！
甲方！
你们这些乙方臭牛个什么劲？
这事儿都邪性了都！
是不是外企又怎么了？
就这样，本来挺好的事儿就这么出了岔子，李处长推荐的几个厂子都是消极对待，完全没法再继续谈下去了。
这仨厂子算是把宁卫民和李处长一起给撂在半路上了。
后来啊，几还是李处长不甘心让这事儿糊里糊涂就办砸了，有点怀疑是局里谁给他下绊子了。
不惜找遍所有的关系，东打听西打听的，几天之后才弄明白怎么回事。
敢情这事，跟宁卫民是不是以外资企业的名义跟他们合作，还真有关系。
关键就在于此时外资企业的特殊地位，以及他们在共和国境内所享受的特殊优惠政策上了。
众所周知，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，共和国对于外资和先进技术有着极大的需求。
当时合作的主要模式，就是外资企业提供设备、原材料、来样和建厂房的资金，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。
共和国这边所能提供的除了土地就是劳动力。
中外双方就以这种条件形成了一种“三来一补”合作机制。
外商有享受进出口优惠政策的权力，从这种分工合作中，还可以拿走大部分的利润。
而共和国的本土企业也无需承担任何风险，用免费用地和优惠政策来吸引外商，只拿劳动力的代工报酬。
不但旱涝保收，还能从外商身上，学习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生产技术。
国家同样因此感到满意。
因为外币无法在华夏内地流通，工人发工资都需要转化为人民币，外币就留在了政府的手里。
应该说，这种模式最初实行的时候，职权分明，效果卓著，让合作双方，还有国家都心满意足。
完全就是多赢的局面。
但没多久，问题就来了。
因为当时国内的工业原材料，几乎所有的高级货样样紧缺。
国内的企业要想进口，除了要缴纳高额关税之外，还必须经过外贸部门或者物资局调配。
很快，那些为外商代工的工厂就渐渐发现了一个不费吹灰之力的发财窍门。
只要他们每次以外商的名义，或者通过外商进口原料，如果数量比实际生产的需求多一些。
那么多余原料就可以在国内投放，然后被市场一抢而空，换回巨大的利润。
甚至利润之大能够远超他们代工所得。
于是渐渐的，原本“纯洁”的中外合作就走样了，开始演变成一种欺上瞒下，钻空子的活动。
对生产企业来说，渐渐的，就不太看重代工的价格了。
只要下订单是外商，有进口原料的配额，能享受到优惠政策，他们就愿意干。
而且用这种办法，赚到多少钱那都是他们企业自己的，连局里都不知道。
而外商也很乐意，尽管许多人非常清楚他们的配额交给生产企业，其中有大大的猫腻。
可他们不在乎。
他们想的很明白，反正这种明显有问题的钱他们赚到手也带不出去的，不如让给本土企业赚。
只要他们能从产品报价中得到好处，能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就行。
说白了，在这种凭借优惠政策和配额捞好处的关系里，其实外商和本土企业是在分赃。
真正蒙受损失的角色只有国家。
那这件事为什么会演变成这种局面，不就是很明显了吗？
万变不离其宗，这几家企业其实还是受利益趋势。
只不过，这几家厂子的心都大着呢！
他们对于老老实实干活赚钱，兴趣寥寥。
一心惦记的是打着外资的名义，借助外企的配额，去捞这种轻而易举的偏门钱。
那不用说，怀揣着这种龌龊心思的乙方，自然是要嫌弃宁卫民这样的甲方了！
宁卫民带来的订单，与外商的订单相比，严重缺乏吸引力。(本章完)
要么图名，要么图利，要么希望名利兼收，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儿。
正所谓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
像宁卫民这样不图名，不图利，信奉“好汉护三村”，只想脚踏实地为家乡父老做点实事的人，无疑是当下极其少见的异类。
他的风骨多少已经有点接近那位开办胡庆余堂的商界前辈了。
哪怕张士慧这样只为邀名露脸的主儿，也算得上是商人里的良善之辈了。
不过说实话，像他们这样的行为，在过去是很普遍的。
因为这其实恰恰就是华夏商人和西方商人最不同的地方。
华夏人心里有家国情怀，追求的是能够和睦相处的生存环境，哪怕商人也是如此。
只是华夏经历过翻天覆地的巨变，商业传统出现了历史性的断层，如今这才显得希罕了。
诚然，也正因为如今华夏内地商业环境需要重塑，什么千奇百怪的现象都有。
有人不图利，不图名，甚至也不愿意做事，费尽心机就想弄一个与外方“合资”的名义。
这也是前所未有，闻所未闻的事儿，即便是三十年后的人们也是绝难想象的。
宁卫民就遇到了这样连他都要瞠目结舌的怪事。
…………
在把“慧民读书社”的事儿规划好了大致计划，甩给了张士慧去执行之后，宁卫民就抽身去忙别的事儿了。
毕竟花钱容易赚钱难，他有心做公益不假，但这份善举也是需要经济实力才撑得住的。
不去开源哪儿行啊？
还是得继续奋斗啊。
何况无论公事还是私事，好多事都需要他操心呢，自然不可能守着这一个书店浪费时日。
于是按照轻重缓急，宁卫民接下来就联系了轻工局的李处长。
打算先推进拉杆旅行箱的合作项目，把这件事敲定再说。
宁卫民和李处长是今年春节过后在飞往东京的飞机上遇见的，很有点风云际会的意思。
彼此间既可以算得上有缘，也可以说算得上投缘。
当时这位代表轻工局出国考察李处长，在下飞机取行李的时候，一眼看见宁卫民一行人使用的拉杆旅行箱，直接就被震惊了。
在他眼里，这样的旅行箱是是如此的漂亮，是如此的便捷，误以为是最先进的外国产品。
之后一打听不要紧，居然获知是宁卫民发明的新产品。
这对他来说简直不可置信，当场就表示出强烈合作的意向，显示出了极高的热情。
别说，临回国时，李处长还真的去了宁卫民的大刀商社拜访过。
虽然彼此接触时间很短，但眼见为实是最能增进信任感的。
当大致了解了一下大刀商社的经营状况后，以及拉杆旅行箱在东京供不应求的情况后。
李处长就毫不犹豫地把这个合作项目定为他回局里交差的最优之选。
而等到李处长回国后，他也显然一直在尽力促成此事。
实际上，在银座的坛宫开业后不久，宁卫民就在东京收到了李处长发来的传真。
李处长告诉他说，局里已经基本批准这个项目了，希望他找个时间尽快回内地，与之商洽具体合作条款。
所以这次宁卫民归国，对于双方合作达成，无疑是抱有极大期许的。
为了与李处长的再度会面，他可以说做好了充足的准备。
不但带来了从东京购买的礼物，详细的产品资料，样品和图纸，还准备好了支票。
只要考察完毕，选好工厂，谈妥条件，他马上就可以给付款项，让工厂开工。
尤其头几天见霍司长的时候，他还从霍司长的口中了解到一个惊人的消息。
在东北的SY市，亏损已达十年的一家国营企业！
负债额超过全部财产三分之二的防爆器械厂！
刚刚宣布倒闭了！
这在十年后不是个问题，但在这个年代，却属于打破先例之举，非常让人震惊。
这说明什么？
只能说明连铁饭碗都不保险了，盛大锅饭的这口锅，也可能有朝一日被打翻。
同时还能说明，国内目前恐怕已经不是纯粹的卖方市场，短缺经济了。
如今可不是所有的东西，不管好坏，只要生产出来都有人买了。
不是只要不凭票，东西就能被顾客抢光，价格还一个劲地涨。
毫无疑问，作为生产企业，京城这边的许多工厂肯定会因为这个消息，感到物伤其类，兔死狐悲。
一定会对自己的未来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。
因此宁卫民认为京城这边的厂家不管日子好过还是难过，都会希望自己的厂子能更保险一点，谁也不会拒绝他的订单。
而反过来，他也不是那些惦记着往死了占便宜的外国资本家。
只要能够保证质量，不出问题，他其实很愿意开出足够优厚价码。
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，让京城的厂家赚走了，这叫肉烂在锅里。
反而他要是在差价上赚得多了，把利润都拿走，那边还得多给日本政府缴税呢。
那干嘛不把利润尽量多的留在国内，干嘛不对家里人实在点？
即使同样在缴税，那也是支持自己的家乡建设，是爱国之举，对不对？
总之，宁卫民从不认为两边存在什么根本性的原则问题，会有什么谈不拢的实质障碍。
在他心里，这件事应该是稳拿把攥了，其余的就是快刀斩乱麻的确定工厂，签合同了。
可结果没想到，实际情况却和他想象中完全不一样，这件事居然“难产”了。
现实又给他上了一课。
问题不是出在李处长身上。
应该说，李处长办事还是挺实在，也挺靠谱的，前后带宁卫民去实地看了三家厂家。
有两家是轻工局麾下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箱包厂家，还有一家是轻工局下属最大的皮革制品厂家。
三家工厂规模，最小的也在千人以上，生产设备和职工素质，也是全市最好的。
不过这三家厂子虽然一开始都挺热情，也很感兴趣，甚至还摆酒迎接，热情款待。
但由于宁卫民为了给日本政府少缴税，不能直接和国内工厂产生联系。
需要以国内的易拉得公司为中转，好把出口价定的高高的，用这种方式把绝大部分利润留在国内。
所以宁卫民并不是以日本大刀商社名义跟代工厂商签合同的，能以这易拉得的名义来下订单。
而且所有的原材料都用的是本地采购，不涉及进口。
最终的成品质量要求也极为严格，还不允许厂家超量生产在国内销售。
这些厂家就非常奇妙的转变了态度，变得不是那么热衷了，甚至很有些冷淡。
“李处长，这个项目我们的能力可能接不了啊。您知道的，我们下半年生产任务重。宁先生的要求这么高，订货量又大。我们勉强承接，怕是达不到质量要求。我们可是怕被扣钱啊。要不，您二位去问问别人……”
有的厂子拒绝的还委婉点，开始自曝其短。
而有的厂子却忍不住公然对易拉得的成色表示嫌弃。
“哎呀，原来你们不是外资企业啊，只是个合资公司。李处长，您这可没把事儿说情况。您当初跟我们传达指示的时候，说是来自日本的海外订单，我们就当成外资企业了。要不这样好了，局里等两天，我们厂领导班子再开会合计合计，看看生产计划能调配开不行……”
有的厂子甚至不惜当面发起了牢骚，还大言不惭要条件。
“我说李处，咱局里可不够意思啊。我可听说局里可是把西德的订单都给了老马他们厂了！光每年原材料的进口配额有三百多万。怎么？我们厂就这么不受待见，就拿这种订单对付我们。也太厚此薄彼了吧？要我们接订单也行，但我们有条件。您得同时再给我们介绍个真正的外商来……”
总之，虽然这件事有着良好的开端，中间也算顺利，但最终没能有个完美的结果。
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，等于三家厂子都回绝了宁卫民的订单。
这不但让李处长感到十分尴尬，觉得自己有点办事不周，累得宁卫民白跑了好几趟。
同样也让宁卫民感到十分光火。
他是怎么都琢磨不明白这三家企业是怎么想的？
明明都是钱啊，而且他也可以给外汇啊！
怎么这些厂子到了最后，就没人愿意拿正眼瞅他了呢？
反倒弄得他好像低人一等，是他拿着支票来求人的呢？
他可是甲方啊！
甲方！
你们这些乙方臭牛个什么劲？
这事儿都邪性了都！
是不是外企又怎么了？
就这样，本来挺好的事儿就这么出了岔子，李处长推荐的几个厂子都是消极对待，完全没法再继续谈下去了。
这仨厂子算是把宁卫民和李处长一起给撂在半路上了。
后来啊，几还是李处长不甘心让这事儿糊里糊涂就办砸了，有点怀疑是局里谁给他下绊子了。
不惜找遍所有的关系，东打听西打听的，几天之后才弄明白怎么回事。
敢情这事，跟宁卫民是不是以外资企业的名义跟他们合作，还真有关系。
关键就在于此时外资企业的特殊地位，以及他们在共和国境内所享受的特殊优惠政策上了。
众所周知，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，共和国对于外资和先进技术有着极大的需求。
当时合作的主要模式，就是外资企业提供设备、原材料、来样和建厂房的资金，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。
共和国这边所能提供的除了土地就是劳动力。
中外双方就以这种条件形成了一种“三来一补”合作机制。
外商有享受进出口优惠政策的权力，从这种分工合作中，还可以拿走大部分的利润。
而共和国的本土企业也无需承担任何风险，用免费用地和优惠政策来吸引外商，只拿劳动力的代工报酬。
不但旱涝保收，还能从外商身上，学习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生产技术。
国家同样因此感到满意。
因为外币无法在华夏内地流通，工人发工资都需要转化为人民币，外币就留在了政府的手里。
应该说，这种模式最初实行的时候，职权分明，效果卓著，让合作双方，还有国家都心满意足。
完全就是多赢的局面。
但没多久，问题就来了。
因为当时国内的工业原材料，几乎所有的高级货样样紧缺。
国内的企业要想进口，除了要缴纳高额关税之外，还必须经过外贸部门或者物资局调配。
很快，那些为外商代工的工厂就渐渐发现了一个不费吹灰之力的发财窍门。
只要他们每次以外商的名义，或者通过外商进口原料，如果数量比实际生产的需求多一些。
那么多余原料就可以在国内投放，然后被市场一抢而空，换回巨大的利润。
甚至利润之大能够远超他们代工所得。
于是渐渐的，原本“纯洁”的中外合作就走样了，开始演变成一种欺上瞒下，钻空子的活动。
对生产企业来说，渐渐的，就不太看重代工的价格了。
只要下订单是外商，有进口原料的配额，能享受到优惠政策，他们就愿意干。
而且用这种办法，赚到多少钱那都是他们企业自己的，连局里都不知道。
而外商也很乐意，尽管许多人非常清楚他们的配额交给生产企业，其中有大大的猫腻。
可他们不在乎。
他们想的很明白，反正这种明显有问题的钱他们赚到手也带不出去的，不如让给本土企业赚。
只要他们能从产品报价中得到好处，能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就行。
说白了，在这种凭借优惠政策和配额捞好处的关系里，其实外商和本土企业是在分赃。
真正蒙受损失的角色只有国家。
那这件事为什么会演变成这种局面，不就是很明显了吗？
万变不离其宗，这几家企业其实还是受利益趋势。
只不过，这几家厂子的心都大着呢！
他们对于老老实实干活赚钱，兴趣寥寥。
一心惦记的是打着外资的名义，借助外企的配额，去捞这种轻而易举的偏门钱。
那不用说，怀揣着这种龌龊心思的乙方，自然是要嫌弃宁卫民这样的甲方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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